进津的过程

   如果把六局进津过程比喻为一个婴儿的降生，那么不算难产也不是顺产，而是一个不平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1980年10月开始的，十月上旬，湖北省委批准了援津指挥部党政领导班子人选，10月中旬，国家建委下文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以援津工程指挥部为基础组建国家建工总局第六工程局，随后国家建工总局下文明确六局为地市级单位，颁发了印章，并明确局机关暫设在天津市山西路56号。六局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在塘沽饭店召开了建局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正式对进津工作做出了安排，并在山西路56号开始对外办公，从而拉开了六局进津的序幕。
   进津的首要问题是取得天津的正式认可，天津接受这么大一支队伍并非轻而易举，曾经在六局进津有可能搁浅的关键时刻，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及时来到天津，同天津市长胡启立、副市长赵钧就六局进津问题进行了紧急磋商，取得了可喜进展。最后明确，天津同意转发国家建委关于成立六局的文件，同意接收六局的党政关系，同意考虑六局人员入津落户问题。不久天津市于1981年1月3日下发了津政【1981】2号文，同意六局进津，明确六局为地市级驻津单位，由市建委代管。这个文件就是六局进津的准入证，使六局闯过第一关实现“开门红”，进津跨出关键的一步。
   接上行政关系之后必须要接上党的关系，这既是党的规定也是当时办理进津工作的重要前提，指导思想是，吸取在湖北把党的关系挂在基层被动的教训，力争直接挂到天津市委以方便工作，经过国家建工总局主管部门同天津市委主管部门共同磋商和六局的积极主动的配合，党的文件关系于1981年3月1日正式接上，并建立了机要通道，党的组织关系也于1981年5月20日正式接上，局临时党委由市委代管，归口市委基建工作部。至此六局又闯过一关，进津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接上党关系的同时，也在加紧筹划基地布点与建设，关键是局机关设在哪里合适？天津市要请一支中央企业施工队伍已谋划多年，其基地最早拟定在大港。当时我局援津工程指挥部设在汉沽，国家建工总局下文明确六局机关暂设山西路56号，总局肖桐局长还亲自视察此地提出过具体设想意见，局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有主张挤进山西路56号的，有主张设在靠市区一些如近郊的，也有主张设在塘沽的，经过实地考察，综合各种因素，考虑现实条件，最后都同意副市长赵钧的建议，局基地分别设在塘沽和汉沽，局机关设在塘沽。市政府津政办函【1981】35号文对此正式作了批复。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有远见的。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建，局和局属各单位陆续搬进了各自的基地，飞鸟回巢有了稳定发展的“窝”，并形成了进津的既成事实，进津已如扬鞭奋蹄的马谁也挡不住了。
   进津的真正难题是入津落户，这是进津的要害问题，也是费时最长，难度最大的工作。一方面天津是直辖市，进津户口有严格的规定，进50人以上得报国务院，另方面六局是成建制进津，人数之多，情况之复杂，在天津是罕见的，审起来相当困难，加上在我们申报户口期间，天津于1980年10月和1981年7月两次冻结户口审批工作，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压力，近二万人的职工和家属，万目睚眦，急不可待，情绪极其不稳，随时有发生意外的可能，好再“山重水复无疑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经过多方努力，天津市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实事求是，网开一面，及时为六局排忧解难，两次冻结的对六局落户审批，分别于1980年4月下发35号文件批准六局落户总人数；1981年9月胡启立、赵钧、李瑞环（当时为主管城建口的副市长）专门批示准予六局办理落户手续，六局大喜过望，真的是坚冰已破，航道已开通，航船就要远航了。至1981年底全局19350人落户手续基本办完，到1984年底六局进津过程中遗留的550人也被准予办理了落户手续。六局是当时同时申请进津落户的14个单位中最大的一个，能够成功办理落户，应该是幸运的，值得高兴的。至此六局落户问题全部解决，进津工作圆满结束，大功告成。应当铭记的是，六局进津过程中遇到的一道道难题，总是老书记张育才同志运用老关系、老经验、好人品，逐一化解，马到成功，闯过难关，这进津的头功非老书记莫属，德泽在人，口碑载道，难怪六局的老人至今还在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