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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阳化纤总厂建设史料转载
                          跨 区 调 迁
                           
                                                           作者：金香一品　2012-7-10

    1973年8月中旬，我随同刘佑少副科长完成了在851大队的调研任务返回西安后，听到机关流传“西指”调迁辽宁的消息。经询问张庆奎科长，我们得到了确切而具体的答案。据悉，为加快辽阳石油化纤总厂的建设，国家建委党组决定以基建工程兵西安指挥所为基础，组建22指挥部（后改称22支队），将21支队所辖的201、207、208大队划归22支队，将“西指”所辖的851大队划归交通部“兵办”管理。与此同时，调整、充实领导班子，批准企业领导干部贾淮舟、吴子钧、刘国诚、黎执、王成仁等人入伍，贾淮舟任第一政委、吴子钧任第一支队长，刘国诚、黎执任副支队长，王成仁任参谋长；另调21支队支队长王明宣任22支队第二支队长、21支队副政委李裕民任22支队副政委；“西指”主任孙志杰任第三支队长，副主任段成福、刘尚义任副支队长；政委王玉亭任支队第二政委，政治部主任吕永杰职务不变。副政委李和、参谋长唐德贵因病离职休养。“辽化”工程是周总理亲自批准、毛主席圈阅同意的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其成套设备是我国首次从日本引进的。“辽化”建成后，每年可为全国每人提供5尺化纤布料。为此，谷牧副总理及国家建委党组高度重视，调集精兵强将，组织大会战，要求用5年时间建成投产。

    对于国家建委党组的这一决策，“西指”领导深感事关重大，尽管对职务安排心有不快，但都能顾全大局，认真落实。按照年底前完成搬迁的目标，倒排计划，积极推进。他们一手抓现有工程的竣工收尾，一手抓搬迁的各项准备工作。搬迁工作动员后，在干部、战士和随军技工中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不愿离开西安地区，怕东北气候严寒不适应、怕吃高粱米受不了、怕远离亲人照顾不了家庭等等，有些干部和随军职工人以家庭困难、身体有病等理由要求留在西安或转业、退伍。我当时也很留恋西安，渴望稳定，不想远离家乡。据此，“西指”及各大队党委层层召开动员会、誓师会，有针对性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大讲辽化工程建设的重大意义，大讲基建工程兵的性质、任务，大讲加强党纪、军纪，大力表扬好人好事，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率先垂范，较好地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为实施搬迁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涌现出许多识大体、顾大局、克服困难、服从命令、争上“前线”的动人事例，做到了拉得出、走得快、“打”得响，一人不落、一物不损，安全、准时。
各级领导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执行命令的同时，又充分考虑个人的具体问题，尽可能的将个别确有实际困难的干部、职工和老兵留在“后方”工作，努力为符合家属随军条件的干部办理在西安落户的手续，并在搬迁前为已婚夫妇创造团聚的机会。这年9月29日，按照科里的安排，我回老家休假一个月。之后，妻子又带着儿子第三次来到西安，借住在老领导刘武中家里。刘武中夫妇于年初调来“西指”，刘在司令部工程科任工程师，其夫人肖玉贵在后勤部医院当大夫。到任不久，他们在边家村分到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几天前，刘工作为先遣组成员前往辽阳“打前站”，临走时说定让我们在他家里住下。在此期间，我坚持带她们到饭馆就餐，尽量避免麻烦人家。每当我出门上班时，儿子总是缠闹着要跟我走，有时甚至抱住我的腿不让走。此情此景，使我联想到即将告别妻儿老小远赴东北，很难与她们常年廝守，一丝离愁别绪油然而生。为了和儿子多亲近，我一有时间，就和妻子带他出去逛大街、上公园。

   “西指”机关在动员搬迁时，结合干部的思想实际，开展了革命传统教育。于11月下旬，组织机关干部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参观学习。 “西指”首长指定后勤部政委王守训带队，机关干部60余人参加，历时4天。那时，延安不通火车，又没有高速公路，我们怀着朝圣般的心情，乘坐两辆大轿车，凌晨5点出发，途经铜川、黄陵、洛川等地，于下午4时半才抵达延安。在次后的两天时间里，我们先后参观了杨家岭、王家坪、枣园、凤凰山、宝塔山、南泥湾等处。当时，参观这些革命旧址都不售票，而且还有讲解员免费介绍。在杨家岭，我们见到了当年大生产运动中的特等劳动模范杨步浩。老人头褱白毛巾、手提旱烟带，乐呵呵地给我们当起了义务讲解员，兴致勃勃地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当讲到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请他到中南海做客、朱德委员长给他邮寄饼干和丝布的情景时，老人显得格外自豪。他告诉我们，1960年秋天，毛主席邀请我去北京。一下火车就被工作人员甪小汽车接到中南海了。毛主席和江青一起招待我吃饭，我一顿饭吃了8个馍馍、4盅盅米饭，毛主席高兴地连声说，杨老董兄吃得好啊、吃得好。其实，我还没有毛主席年龄大，不知道他老人家为什么称我是杨老董兄。这年冬天，朱老总给我邮寄了一大桶饼干和几丈黑丝布。在那个大树特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年代，无论是口头和文字介绍，除了颂扬毛主席以外，对其他领导人极少提及，尤其是对刘少奇、张闻天、彭德怀等人更是讳莫如深。在返回途中，我们又顺道拜谒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陵。那时的黄帝陵似乎就是一个墓冢、一个墓碑，再加上数十棵柏树，也没有围墙，只有一位年长的管理人员向我们做了简单的介绍。这次延安之行，确实让我们受到了一次生动革命传统教育，“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难不难，想想延安十几年”，成为大家共同的心理感受。

    告别西安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是一次从西北到东北、纵横两千多公里的跨区调动，是我人生仅有的一次大迁徙。1974年1月4日，我们机关的200多名干部战士乘坐一列军用列车前往辽阳。出发前，“西指”机关和211、221大队一些留守的同志，热情地将我们送到玉祥门附近的兵站，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祝福的话，有的人还闪着泪花。在他们眼里，我们似乎成了出征的将士。此情此景，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紧紧握着战友的手，与他们一一惜别。我们乘坐的这列军车前部有一节卧铺车厢，安排副科以上干部乘坐，年青的参谋干事助理员则被安排在闷罐车厢，我和宣传科干事刘力群被指定为政治部年青干部的负责人，负责全程清点人数、招呼大家吃饭、睡觉和上下车。闷罐车厢实在太闷，没有车窗，也没有座椅，我们十几个人打地舖睡觉。除了睡觉就是没完没了地打扑克消磨时光。专列开行缓慢，每经过一个兵站都要停车，或下车吃饭，或等候发车命令。当抵达北京良乡附近的兵站时，国家建委兵办的数名干部专程赶来看望我们，其实就是说几句“大家辛苦了”之类的客气话，但也使人感到一丝温暖。当到达山海关兵站时，由于吃晚饭时间推迟，加之东北大米好吃，这顿晚饭大家都吃得特多，以至兵站不得不临时追加供应。饭后，我听到兵站负责人打电话通知苏家屯兵站：“明天早餐按每人一斤下米，这帮南方兵特能吃”（在东北人眼里，我们这帮西北汉子也成了南方人）。军列经过40多个小时的运行，终于抵达辽阳。一下车，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片白茫茫的天地，刺骨的寒风嗖嗖地直往脖子里灌。不一会，很多人的鼻子、脸颊都变红了，甚至说话时声音都哆嗦起来。此时此刻，大家才领略到北国严寒的滋味。我们背着各自的背包，匆匆钻进先遣组开来的大轿车，穿过几条冷清的街道，到达了支队临时办公和住宿的辽阳师范学校。

    “辽师”仅有一幢三层楼房，坐落在市区南郊，距“辽化”工地约十公里。此时，学校处于半停状态，又值寒假期间，只有几个值班人员。支队首长和政治部人员被安排在二楼、司令部人员安排在一、三楼，后勤部人员住别处。楼房的窗户全都是双层玻璃，楼顶瓦檐上挂着长长的冰柱。大家按照管理科分配的办公室和教室，很快架起床铺，开始了新的生活。食堂在大楼西侧的平房里，与大楼相距二、三十米。就这么短短一点距离，涮碗的开水很快就结成了冰。调皮、矮胖的邓管理员一边用汤勺刮着碗里的冰，一边戏谑地告诉我们这帮年青的参谋、干事：千万别在室外撒尿，小心尿水变成冰溜子，伤了你们的命根子。开饭时，我们见到了也在排队打饭的支队第一政委贾淮舟。他，50岁出头，眉清目秀，一米八的瘦型身材，穿着一身崭新的军服，显得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在吕主任的介绍下，他和善地与我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初到辽阳的两天里，我们主要任务是整治环境。其间，最艰巨的任务是清理厕所。楼内的所有厕所全都冻结，屎尿凝结成冰沱，死死地冻在厕坑里。虽然没有太大的臭味，但那夹杂着手纸、血污的粪沱实在令人恶心。对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奋勇向前。刘佑少副科长率先垂范，带领我们先是用钢钎撬、铁锹铲，再用热水烫，最后用冷水冲，总算完成了二楼厕所的清理、疏通任务。相对而言，搬运、归置办公用具及清理楼道卫生轻松多了，半天就干完了。办公准备工作就绪后，新支队便开始正式运转。当时，批林批孔被列为头等大事。尽管人们早已对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失去了热情，但高压之下谁也不敢说“不”。我记得支队在“辽师”召开的第一次机关干部、战士大会，就是布置批林批孔。面对这么多穿军服的下属，贾淮舟政委看似不太适应，基本上是照本宣科，偶尔脱稿说几句，就冒出了“广大职工”的称谓，惹得台下发出轻轻的笑声。贾政委要求把林彪和孔子联系起来，结合部队和个人的思想实际，狠批林彪的极右路线、狠批孔孟之道。会上，新入伍的支队领导吴子钧、刘国诚、黎执、王成仁以及新调来的领导王明宣、李裕民等悉数到场亮相。吴子钧支队长宣讲了“辽化”工程情况，安排了当前工作任务，提出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施工现场的“三通一平”工作，争取4月底正式开工。吴支队长与贾政委年龄相当，身材略胖，浓眉圆脸，讲话声音宏亮、干脆，一看就感觉到是位精明强干的领导干部。贾、吴讲话之后，孙志杰代表原“西指”领导表示，欢迎、支持、配合新任领导的工作。这次大会之后，先是各部门党支部开会、后是机关党委开会。我在支部会上，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批判了孔子的“父母在、不远行”；宣传科干事刘力群、保卫科干事曾令荣等人批判了“克己复礼”之说。现在看来，大家都在做秀。

    辽阳市革委会对我们这支突然而至的建设大军热烈欢迎。街头巷尾挂着欢迎的大幅标语；“辽阳日报”每天都在头版报道我们来辽的动态，刊登我们活动的照片，并经常邀请我们到市里观看文艺演出。

    转眼间，农历甲寅年春节将至。支队领导提出了过一个革命化春节，号召各级干部坚守岗位，尽可能在工地和战士们一起欢度春节。这是我离家九年来第二次在单位过春节。在4天假期里，我除了陪同主任、科长到各大队看望、慰问外，其余时间不是值班，就是和张科长、秦干事等“翻军棋”，或是躺在床上听收音机，或是到食堂帮厨、包饺子，还先后两次到市里观看了东北“二人转”，日子过得也很充实。

    春节前夕，各个大队陆续到达工地，两万余人在冰天雪地里安营扎寨，打响了抢建“辽化”工程的大会战。4月中旬，“辽化”现场指挥部隆重召开工程莫基大会，“辽化”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刘曾浩宣布正式开工。国家建委、轻工部以及辽宁省革委会的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并讲话。会场上彩旗飘扬、鼓乐齐鸣，一派喜庆景象。我和政治部的同志一起，挥动铁锨，参加铲土平地劳动，在“辽化”工地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初到“辽化”时，我随同刘副科长先后去新调入的201、207大队调研，了解部队的思想状况。当时，这两个大队的机关都住在工地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和“干打垒”房子里，办公和住宿条件极其简陋。面对零下30℃的严寒和难以下咽的“二米饭”（大米加高粱米），这些大多数来自四川的干部战士极不适应，思想波动很大。据此，大队党组织广泛开展了“一帮一、一对红”和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引导干部、战士发扬雷锋精神，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为“辽化”建设多做贡献，较好地稳定了部队情绪。我们对这两个大队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之后，我写了一份材料，通过《政工简报》进行了报道。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看到简报后，对我们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做法尤为赞赏。这是因为沈阳军区工程兵是雷锋同志生前所在的部队，“向雷锋同志学习”是这支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大特色。作为22支队的代管领导，他们又是听汇报，又是要材料，还带着雷锋班5任班长到支队巡回报告。我会同宣传科的同志全程参与、组织了这些活动。

    五月的辽南大地，春天刚刚来到，万物渐露生机。我们迫不及待地脱下了臃肿的冬服，换上了春装。适逢“五一”放假一天，支队组织机关干部游览千山风景区。千山素有“东北明珠”之称。50年代，由著名青年演员王心刚主演的、风靡全国的电影“古刹钟声”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当天，由于春寒，我们这帮年青军人不由自主地跑动起来，一路小跑着上山、爬坡，如同“跑马观花”。游客用疑惑的眼神望着我们，猜想这群当兵的在执行何种特殊任务。女兵首次穿上了裙服、戴上了无沿帽，显得英姿飒爽，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招来了游客的围观。遗憾的是，我和政治部大部分同志都未能留下一张照片，只有宣传科干事张登荣带着一台公家的照相机，悄悄地为宣传科的人照了几张像。返回途中，我们又在车上巡游了鞍山市。鞍山市留给我的印象是一片灰色，天空、市容和人的服饰都是灰蒙蒙的。我们在市中心一家饭馆吃了午餐。这里饭菜品种单一，烹制粗糙。但能够吃上猪肉炖粉条、土豆烧豆角、豆腐烩木耳等东北大菜，大家还是满意的。我吃怕了军营里的“二米饭”，在这里能吃上一碗东北的大米饭，感到十分满足，满足之余，又特别怀念家乡的油泼辣子宽面条。
 
   5月份，张科长领着我和宣传科干事刘力群在201大队6中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主要是了解连队建设情况。此后，小刘和我都感觉消化不好，恶心、厌食。经去附近的沈阳军区某医院检查，查出我俩转氨酶偏高，疑似甲型肝炎。当时，我思想压力很大。但张科长却不以为然，认为单项转氨酶升高不一定是肝炎；我反驳说，不一定不等于不是。他批评我“小题大做”，我觉得他不近人情。为此，我俩还别扭了一阵子。不久，支队要在教导队举办一期马列读书班。为了和张科长赌气，我主动要求参加了这期读书班。这是我职业生涯40年唯一的一次脱产学习。支队教导队借住在沈阳市区一个物资仓库里，毗邻风景秀丽的南湖公园。参加这期读书班的都是连以上干部，约60余人，编为3个小组。其中，支队机关20余人，编为一个小组，小组长是保卫科科长李之孟。政治部除李科长和我以外，还有宣传科干事马凤双等2人。读书班主要是学习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除了自学和讨论外，还慕名请来我熟悉和尊重的丁超老师重点辅导、讲解。由于丁老师有长期从事职工教育的经历和经验，口才好，系统地学习过马列经典原著。他的讲解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加深了大家对原著的理解。作为一名政工干部，我觉得获益匪浅，填补了我对马列原著一无所知的空白。小组讨论时，我谈了自己的学习心得。李科长认为我讲的不错，推荐我代表机关小组在读书班结业大会上发言。发言的还有207大队宣传股干事严智泽。时年28岁的严智泽眉清目秀，一介文弱书生模样。他的发言，语言流畅，理论性强，但声音较小，显得有些紧张。这位“文革”中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的湖北人，四年后成为我在基建工程兵政治部的同事，1983年基建工程兵撤销后，严调往总政干部部任干事。之后，步步高升，最辉煌时，担任了空军某航校政委（正军职）。2002年调至国家民航总局，任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副部长级），还当选了中纪委委员。读书班期间，教导队组织大家参观、游览了沈阳故宫和北陵公园。在班里，马干事与我朝夕相处，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我俩每天早晚都要去南湖公园游玩。清晨，趁着公园游人稀少，他喊着“一二一”的口令，让我同他一起走正步。之后，登上假山，饶有兴趣地旁听每天在此练声的一位男士学唱“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延安…”，那嘶哑、低沉的男中音使马干事笑得前仰后合。傍晚，我们一起观赏园内一丛丛蓝色芬芳的夜来香，哼着当时的流行歌曲。为期半个多月的读书班过得充实而又愉快。读书班结束后不久，丁超调入支队宣传科工作。从此，他时来运转，入了党、参了军，1981年被提升为科长。严智泽也于1976年调入宣传科，翌年，被提拔为副科长。

    转眼间到了这年仲夏，辽南大地成片的高粱挺拔而起，随风摇曵，满目绿色景象。担负办公和住宅楼施工的221大队已抢建起几幢楼房。为方便工作，支队机关由“辽师”撤出，搬迁到现场的毛坯房内。我从读书班一回来，立即投入搬迁劳动。踩着现场的泥泞，顶着雨后的骄阳，在警卫排战士的协助下，我们把一张张沉重的桌子、柜子抬到楼上，在四壁粗糙的办公室里开始办公。此时，组织科已有7人，除张、刘科长和石、秦干事，又新调来了丁友桂和徐锡海两位干事。秦思友干事是1972年下半年从221大队调来来，接替王天威负责内勤和统计工作。这位1966年入伍的四川小个子，性情直爽，待人随和，与世无争，写得一笔隽秀的仿宋字。他对分管的工作尽职尽责，对其他事务则漠不关心。一年四个季度，他都要定时赴京报送支队的政治实力统计表，由于是绝密文件，每次赴京不是坐软卧，就是乘飞机。我们这伙年轻人对他羡慕不已。丁友桂干事是从211大队调来的，是“真正的军人”：他1961年入伍南京军区某部，1970年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调入211大队，先在连队任指导员，后调入大队政治处，任组织股干事。他为人正直，性格沉稳，工作认真，调入组织科后，分管支部建设。其妻王惠如，原在211大队技术股工作，后随夫调入支队，任司令部技术科技术员。徐锡海干事是位大学毕业生，广东人，原为221大队司令部参谋，因擅长写作，被推荐改行从事组织工作。徐干事也是一位老实人、正派人。他勤奋、谨慎、敬业，举轻若重。调入组织科后，张科长有意给他“压担子”，但他毕竟对新的工作不熟悉，一下子还很难适应。面对困难，他不退缩、不推诿，总是勇于承担，努力设法完成，从而，减轻了我的一些工作压力。

    支队机关进驻现场不久，“兵办”政工组先后两次派人前来，了解情况、考察干部。7月中旬，政工组副组长李世祥偕组织处副处长喜明成来辽，代表“兵办”拜访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介绍22支队情况，表示对代管单位的尊重。尔后，到我支队了解政治部的工作情况。李世祥与8年前相比，似无太大变化。时年34岁的喜明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年青，看似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个头不高，长得白白净净的，一张透着稚气的“娃娃脸”总是挂着笑容。喜明成特意来到组织科，听取汇报，征求意见。他一开口，我立刻就听出那浓浓的陕西汉中口音。我向他反映，有的地方政府不给基建工程兵战士的家里挂军属牌，不落实军属待遇。他说，今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下发了文件，重申基建工程兵已列入人民解放军序列，相信问题会很快解决。我说，列入了解放军序列，但没有列入编制序列，军费开支中并不包括基建工程兵。他听了立刻拉起脸“教训”我说，这个话到此为止，千万不能到下面去散布，以免引起思想混乱。当我表示只是向领导反映，不会到下面去讲时，他的脸色便“由阴转晴”，话题转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和个人简历，并向我暗示说，“兵办”组织处人手少，就需要你这样的干部。对此，我并没有在意，认为这不过是一句客气话而已。

    8月中、下旬，干部处副处长王永贵带领干事马学明、吴大敏等人前来，考核支队近期拟提拔的团职干部，涉及到政治部张科长等人。考核是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进行的。王副处长等先找副科以上干部逐个谈了一遍。之后，又与部分干事进行了交谈。工作进行当中，张科长给我打招呼说，这次考核可能与我有关，咱们一起共事快三年了，希望你能对我支持一下。我当即表示，请你放心，我知道了。王与我大约谈了一个小时，他向我披露支队拟让张庆奎到大队任政委，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充分肯定了张科长的优点和长处，认为他工作热情，头脑反映快，点子多，能力强，可以胜任大队政委一职。问到缺点是，我说他学习不够，知识面不够宽。王永贵笑眯眯地作了记录，看得出他对的我的介绍是满意的。9月初，“兵办”下发通知，任命张庆奎为221大队政委，与211大队调去任大队长的王士英“搭档”； 221大队原政委石寿林调任支队政治部副主任。
 
    支队机关搬迁到现场后，按理说对各大队及施工的组织指挥应更直接、更方便了，但实际情况却不尽人意，令出多门、步调不一以及令不行、禁不止的事情时有发生。纠其原因是领导太多、相互缺乏交流以及主要领导对部队的管理方式不适应。为此，两位以“温良恭俭让”闻名的政工首长—李裕民副政委和吕永杰主任，显得很焦虑，当着我的面议论说，这样下去怎么办啊，非出乱子不可。在贾政委召集的一次办公会上，他们直言不讳地谈了各自的看法，但贾政委却说，你们着急，我也着急啊，有什么办法呢。说话间，他随手抓起电话指示电影组：晚上那场电影7点开演，6点半太早了。之后，又给警卫排打电话，叮嘱维护好露天电影场的秩序。李副政委和吕主任面面相觑，哭笑不得。刚刚上任的石寿林副主任忍不住地说，贾政委，演电影还要您操心，这些小事完全可以让我们来处理呀。贾政委睨视了石副主任一眼，没有做声。不仅李、吕等人为此担忧，就连从企业新入伍的刘国诚副支队长也有同感。在李副政委和吕主任的策划下，提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补台”的工作。为此，他俩邀请刘副支队长商量，决定召开一次有各大队副政委或政治处主任参加的会议，强调做好工程建设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根据吕主任的授意，我为李副政委起草了一份讲话稿。讲话稿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讲工程建设的大好形势以及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讲今后的意见。这一部分是重点，强调了四个方面：一是充分认识抢建“辽化”工程的重大意义，增强责任感、荣誉感；二是做好施工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调动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三是切实加强组织纪律性，坚持令行禁止，一切行动听指挥；四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做到“四个统一”（统一认识、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步调）。由于我吃透了领导的意图，起草时感到得心应手，思路很顺，没费多大劲就完成了。吕主任审阅后，非常满意，几乎未做改动，便交代我立即打印送李副政委。8月中旬，会议如期召开，吕主任主持，李副政委讲话，刘副支队长通报工程进展情况。看到各大队领导边听、边记录李副政委的讲话，一种成就感在我心底油然而生。

    东北的春夏秋季是短暂的，8月下旬，这里已到了深秋季节，早晚明显地感觉到凉风袭人。根据科里的探亲排序，该轮到我回家了。这是我远离家乡后第一次探亲，一想到将要见到已出世近3个月的二小子心情难免有些激动。说实在的，平时一旦忙起工作来，很少想家。现在，要休假了，便恨不得立刻回到家里。凑巧，宣传科副科长王超也是此时回家。经他向221大队政治处打招呼，我俩途经北京时，在该大队在国家计委机关施工的连队住了一宿，并请这个连队为我们订好了回西安的硬卧车票。结果，一路顺风，我于8月30日回到家中。旅途中，王超抱怨说，我提科长的事，早已上报“兵办”了，怎么还没批下来。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大概也没有想到，半年之后，他不仅没有盼来科长，反而因“生活作风”问题连党籍、军籍都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