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文章标题

        难忘的三线建设岁月
                     舒采润

    三线建设之一的二汽建设是根据毛主席“内地建设不起来，我是睡不好觉的”、“要建设第二汽车厂”的一系列指示兴建，能参加三线建设无疑是我人生之荣耀，鄂西北大山沟成为我的向往之地，是我人生的新驿站，我的人生在这里有着近十年的平凡又不寻常的经历。
                  

                    前往鄂西北途中
   

    离开了在内蒙的工作单位，要去一个三线建设的新天地，心情还真有一点不平静。我从老家出发步行到县城乘汽车，在邵阳换乘火车，长沙、武汉再换车次，有车就上，硬卧、硬坐都可以，一路不是很顺利但也未多耽误时间，只在武汉中转站因进山的人太多需统一安排多停留一下，也借此了解一下中转站的情况，接触认识一些人。比较麻烦的是到了丹江，本来是坐汽车进山，因大雨山洪暴发冲坏了公路汽车停了，只有乘船到邓湾码头再乘车进去。现在的问题是，从丹江乘船进山的人太多，什么时候有船，需要等多长时间，一概不知道，人生地不熟的，找谁也不管用，只好耐着性子等。什么事也没有，就在丹江游逛吧。丹江是个小城市，因建有丹江水电大坝而出名，这里是进山的大门和必经之地，当时襄渝线只通到丹江，陆路、水路来的进山物资、人员，都要在这里转运，已成为进山的大转运站。我是第一次到丹江，正好可以游览一番，与我等船住在一起的还有102六团6位工人师傅，临时组成了一个小型“旅游团”。严格讲，丹江还不是一个正规的城市，没有城市规划，没有像样的马路、楼房、公园，破旧的老房居多，唯有绿树不少，真正算得上能看的景点几乎没有，只能是溜溜马路看看市面了。我们的目的是尽快进山，丹江山青水秀风景再好我们也没有那种欣赏的心情，等了五六天真的有些心烦了。终于等来了好消息，可以乘坐机动船去邓湾。上船一看，除了我们六团的人还有其他单位的，共30多人，一路行来比较顺利，上午出发下午安全到达，船上人多有说有笑，度过了一天愉快舒服甚至难忘的旅程。这是我第四次长途乘船了，第二次航行在大坝上的人工湖中，而丹江大坝上的人工湖比湖南柘溪大坝上的人工湖要大得多，据说以后大坝加高后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湖，覆盖在湖北、河南的汉江上游水系（这里也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水源头，不用太久我们天津人就能喝上它）。从丹江到郧阳邓湾差不多是山区，可我们感觉是航行在大海上，很多航段只见蓝天碧水相连不见边，如此大的湖面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想不到要进大山了先入大海，真是蹊跷、奇迹！水面有宽有窄，航行窄道时可见岸边崇山峻岭、苍天大树、峋丽奇石、文物古迹，遗憾的是船速太快无法欣赏了。
    然而，当船行到邓湾靠岸时我才发现，眼前是另一副景象，所谓邓湾码 头实际上没有码头，就是一片荒滩，人工航道勉强使船可以靠岸。只见从荒山坡上伸出一条土马路直到岸边，大车小车就是靠这条土马路把进山的物资、人员运进去，别看这个荒滩码头不起眼，人员物资可是多多的，热闹非凡。我们终于等来了到白浪的汽车，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颠簸1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二汽铸造二厂白浪工地，结束了一段不平常的南下三线的旅程。

                 二汽现场的热烈气氛

    我进山后直接来到六团二营报到，这是在内蒙呼市定好通知我的。当时六团下瞎4个土建营、1个安装营、1个机运站，加上团机关，全都驻在白浪工地。
    白浪是一个比较宽阔的美丽山沟，大山中间有一条小河茅塔河穿过，小河两岸是良田，向外伸展是坡地、荒山、高山森林。这是一个战略要地，当年李先念的部队就在这一带活动，与国民党军队偶有战事，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这里要建设二汽铸造二厂，铁路建火车站及机务段，加上其他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很快就热闹起来了。
眼下这里还是落后荒凉破败的农村，只是在迅速发展变化着。来到二营见到的是工程已经开工，3栋空心砖楼房正在建设，河边荒滩上搭起了一大片活动板房和芦席棚。我的办公室就设在正在施工的五层已建三层的楼房底层，室内潮湿昏暗阴冷，简单的办公桌椅加一块木板床，办公兼卧室，就算是一种安顿了。别看环境艰苦，现场是热火朝天的。几十万平方米的厂房由几个营全面开工干起来了，日以继夜地赶进度，工地上白天轰轰烈烈，夜晚灯火辉煌，有的工程如打基础混泥土，日夜三班倒直到打完为止。到处是红旗飘扬，人声鼎沸，有队伍之间公开挑战的，也有工地之间暗地较劲的。总之是你追我赶，谁也不愿落在后面，也许这是二汽建设这台大戏的开场锣鼓，大家都在齐心协力鼓足干劲把它唱好。据说二汽建设各个战场都已开打，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佳音传来。一到工地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先期开建的几项工程，特别是室外高压输电支线工程，要在崇山峻岭、深涧险崖，立起输电塔、电线杆，拉起粗大的高压线，既没有机械化运输工具又没有机械化提升工具，几吨重的电线杆和几十吨上百吨的金属塔件，完全靠人工靠集体的力量像蚂蚁搬家那样一步一步搬上山去，那艰难危险的场面惊心动魄，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工程提前完成了，为二汽建设大干快上创造了条件。

               二汽建设初期的几种争议

    一进入二汽建设现场给人的印象是：热火朝天，生机盎然。二汽建设人主要是我们102人，一个心眼就是要加快三线建设早日建好二汽，让毛主席睡好觉。
    二汽上马来之不易，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1950年毛主席访问苏联时斯大林提出中国要建两个汽车厂。1952年周总理访问苏联时中方提出建二汽得到苏方首肯。1953年7月成立二汽筹备处。1954年5月根据李先念的意见二汽选址武汉，1956年下马。1958年夏末中央决定二汽再次上马筹建，毛主席说调一个师到湖南去建二汽，1959年又“无疾而终”。1964年毛主席提出三线建设，并再次提出要建设二汽。1965年11月，选址转入鄂西北一带，由饶斌负责筹建工作。1966年10月老营会议明确二汽建厂在湖北十堰。1967年4月1日筹备处召开了二汽开工典礼大会，时任一机部部长助理的江泽民出席并讲了话。开工不久又因文革被迫停工。1968年11月周总理指示确定二汽在十堰地区建设，国家确定二汽生产规模为年产10万辆。1969年1月国务院批准在十堰召开二汽现场会议，成立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实际上是第2次开工典礼，9月开始大规模建设。
    我是1970年元旦后到的二汽建设现场，正赶上再版的“大跃进”。因为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强调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二汽是三线的大项目当然首当其冲，掀起了大规模建设的高潮。但在表面轰轰烈烈的背后，二汽究竟怎么建设内部分歧是很大的，争论是激烈的。由于二汽建设总指挥部高层领导是由军队、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几方面人员组成的（即由湖北省军区参谋长熊心乐任总指挥长，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建工部副部长苗树森、后来的湖北省副省长赵修等人为副总指挥长），角度不同，经历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因而产生分歧是正常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分歧，统一认识，凝聚力量，共建二汽？当时流行的办法就是开展路线斗争，把正常的分歧上升到路线的高度，按照什么路线来建设二汽，问题严重了，分歧意见被当作路线错误进行批判。我几次到六堰参加这种所谓错误建设路线的批判大会，当时就有些纳闷，都是建设二汽还犯什么路线错误？从批判的内容看，分歧的确是存在的，主要是：建设快点还是慢点；循序渐进还是大会战；洋法上还是法上；先生产还是先生活；节约闹革命还是铺张浪费等。建设快点还是慢点当然是快点，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也是全体参建人员的共同愿望。问题是什么样的快，是空想的、不切实际的快，还是脚踏实地的、实事求是的快。这里有个指导思想的问题，脱离实际，不讲科学，最终会落得“欲速则不达”的结果。1958年“大跃进”的历史教训也记忆犹新啊。
    循序渐进还是大会战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是成功的军事原则，经济建设能否运用这个原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地讲，经济建设与军事斗争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不能混淆的。现实的情况是，搞军事斗争有成功的经验，搞经济建设无经验可循，指挥二汽建设的核心领导又是军人，用军事的办法搞经济建设就在所难免了。具体做法就是搞大会战，什么经济规律、循序渐进，都是右倾思想，只有组织一个个的大会战，才是二汽建设的好办法。于是，每个时间段都有了“奋斗目标”——“奋战一季度，夺取开门红”，“向五一献礼”，“战高温、夺高产、大战七、八、九，向国庆献礼”，“决战四季度，迎接××年”。在此目标鼓动和指引下，全体参战人员的神经丝毫不敢放松，以“活着干，死了算”的忘我精神，鏖战在各个建筑施工工地，取得大会战的一个个“胜利”。其实，在这种“会战胜利”的背后所存在的质量问题、安全问题、浪费问题是非常惊人的。
    洋法上还是土法上
    这里所谓“洋法”就是正常的比较科学的施工方法，比较可靠；所谓“土法”就是非正常的又省又快的施工方法，是有风险的。比较突出的是大面积推广“干打垒”（即南方民间用“三合泥”做墙板建房）的做法，从一层到多层、从职工宿舍到工业厂房，大面积搞起来，而且速度很快，在当时缺乏建筑主材的情况下，的确加快了建设速度，而且“干打垒”宿舍楼冬暖夏凉，有它积极的一面。各单位紧急从湖南农村请来了一大批“干打垒”师傅，我们二营就有好几十人，见到湖南老乡很亲切，他们干活都很卖力，有的人表现相当不错，合同期满真不想放他们走。他们的“干打垒”活是过硬的，楼房质量是好的，我到局机关后在六堰的办公楼就是“干打垒”，感觉舒服。但“干打垒”建筑使用年限短、抗灾害能力差，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后来就停建了。
    先生产还是先生活
    这里说的生产、生活，是指建设一个新工程（工厂）时，是先建生产基地还是先建生活基地。通常的做法是先建一部分永久或半永久的生活基地，有了初步安置后再建生产基地，可现在三线建设是“只争朝夕”的形势，二汽建厂无总体规划，施工没有组织设计，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干打垒”，在“芦席棚里闹革命”实行“四边”（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边生产）建厂，根本顾不上生活安置，一进工地就掀起工业项目施工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捷报频传。而建设者们开工初期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办公因漏就简，吃住苦不堪言，单身职工几乎住的都是芦席棚里的大通铺，带属职工住的是农村老乡的柴屋、过道，吃的是粗粮咸菜，不过能吃饱比困难时期强多了，生活上的艰苦换来了建设速度的加快大家认为值得。这种特殊情况下的做法毕竟不符合工程建设的规律，形势稍有好转还是要生产生活相适应地配套进行。
    节约闹革命还是铺张浪费
    二汽建设初期因为摊子大，战线长，指挥没有经验，管理混乱，浪费是严重的。一方面是搞运动反浪费，开大会批浪费，另一方面是管理不善，建设现场到处在浪费。形成一种口头上高喊反对铺张浪费、行动上到处存在铺张浪费的奇特现象，当时有“踩着黄金建二汽”之说是很痛心的。仅设施费花去8000万元，还有施工企业自己购置活动板房780万元，几年之后都消耗了，没有留下什么固定资产。这应该是二汽初期建设中的一个教训，军人用军事办法搞经济建设，难免指导思想有偏差，指挥方法有偏颇，主观愿望是好的，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问题随着工程建设的进展、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工程管理走上正轨是不难解决的，后来二汽建设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客观地讲，二汽建设初期突出强调的是速度，采取的一切措施包括批判所谓错误的建设路线，都是为了加快二汽建设，也收到了积极的效果，打开了“万事开头难”的困难局面，积累了特大工程建设的经验，为后来二汽建设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当然，也是付了巨大学费和代价的。
        

            生活艰苦但精神饱满的建设者
   

    我一进入鄂西北大山沟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把全国各地的几万名建设者很快都吸引过来。十堰地处汉水之滨，大山环绕，战略要地，风景优美，这只是一方面；根本问题是当时的形势，帝修反企图对我实行包围，美帝国主义对我进行核威胁，苏修自珍宝岛事件后在我边界陈兵百万，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毛主席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加快三线建设”的号召，正当其时，参加三线建设的大军不是百万胜似百万，气势如虹，雄赳赳气昂昂，跨进了大山沟。在那经过文革“洗礼”的特殊年代，只要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就会呈现出一种“疯狂”，在二汽建设的各个现场，战天斗地，你追我赶，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参战人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攻坚克险，战无不胜，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这是二汽建设人的一种特有的战斗气质和精神面貌。
令人不解的是，这种精神面貌竟然出现在荒山僻壤的鄂西北穷山沟里。十堰这里原来是个人烟稀少的山沟小镇，一下子涌进来几万人，因为交通不便，急需的建筑材料都运不进来，哪还顾上运生活物资。刚进山的时候大家都在集体食堂，米面杂粮掺和、萝卜白菜就咸菜凑和着吃，生活之艰苦在我印象里可以与解放前没饭吃、统购统销饿肚子、困难时期吃不饱相媲美，不同的是现在能填饱肚子。其实，各级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对大干快上的参建职工生活是非常关心的，采取一系列措施，组织动员后方力量，利用各种关系，到外地、外省市包括河南、湖南、内蒙去采购生活物资，运回最多的是河南的猪肉、西瓜，内蒙的土豆等。东西多了还给带属职工分一部分。河南的猪又大又肥很受欢迎，后来发现有米猪肉不能吃，只能炼油做工业用。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和看到米猪肉，在我们老家从未听说过，因为猪都是圈养的，只有河南放养的猪才会有。当然，职工个人也在努力适应环境，克服困难，同亲戚朋友联系寄来一些生活物资，告诉进山的同事多带一些生活物资，从老百姓那里交换或购买一些生活物资。当地老百姓的东西开始很便宜，可以以物易物搞原始交易，后来让我们把价格都抬上去了，当时的情况是只要不违法能搞到吃的东西都是允许的，千方百计共度难关吧。
说来奇怪，这里的男男女女几乎都是从大城市来的，放弃城市的优裕生活不过，大米白面鱼肉不吃，跑来山沟里吃苦。我们自己的解释是，为了三线建设吃苦也乐意，叫做“苦中有乐”嘛。别看物质生活是少一些，精神生活还是丰富的，各单位各工地都有文化体育娱乐活动，特别是过年过节的各种活动有声有色，自娱自乐。记得每年除夕的灯谜活动最吸引人，还有不菲的小奖品。再有就是定期放映的露天电影，人山人海，我们抱着孩子全家去看，场场不落。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报纸也不容易看得到，只有听广播，我在离开内蒙时把自行车卖了，买回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总不离身成了宝贝。总之，单位也好个人也好，都用不同的办法在物质生活困难的时候把精神生活搞得充实一些，乐乐呵呵建三线。
    还别说，三线建设的这一段实践对每一个参建人员来讲都是难得的锻炼和经验。过惯了大城市的优裕生活来过一种类似战时的艰苦生活，体会自然是深的；文革几年在城市里无所事事，想干点什么也不成，现在机会来了，可以放开手脚干，把胸中积存的能量全都释放出来，如鱼得水，那种感受真是别有滋味；大山沟里是穷一些，消息闭塞一些，但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民风淳朴，是文革几年城里那种你斗我我斗你的窒息环境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来到山沟里干的是大事、实事，急的是公事、难事，出大力、流大汗都值啊，与前几年文革中闹派性，搞武斗，当逍遥派，损人不利己，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在襄樊工地的一段有益生活磨练
   

    我从家门到学校门、机关门，真正接触企业并融入其中是在102六团二营的工作，而襄樊工地这一年多最宝贵，让我身临其境从内部观察和体验基层企业物质与精神结构的现状。
建筑施工企业是搞施工的，在这种企业工作就必须了解施工过程。到白浪工地时已经开工了，而且工程太大，参建的单位太多，难以把握全貌，而襄樊轴承厂工程是我们二营从开工到完工独立承建的，也给了我们这些施工企业新成员了解施工全过程的一个良好机会。襄樊轴承厂是二汽的配套厂，主要设备人员是从洛阳轴承厂分过来的，选址在襄樊城外十几里叫万山的一片山坡上，工业民用加配套设施几十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是个不小的厂子。二营是1971 年9月中旬接受任务，下旬第一批80人进入工地，以后分批进入，我因为“9.13”事件学习班于11月19日才进入工地。那时，工地正在忙碌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也立即投入其中。我忙的一是开会，二是下工地，三是处理事务，中心是施工生产准备。施工单位一开始要准备的一是生活基地，二是施工设备、工具、器材，三是施工管理。当时的情况是生活基地准备基本就绪，施工物质准备正在到位，施工管理准备才刚刚开始。从领导到工人都挺忙的，全面开工以后大家更忙。我作为党总支干事、营办负责人，成天有开不完的会，处理不完的事务包括起草各种文字材料，还要挤时间下工地了解情况，参加劳动。我参加的会议最多的是营领导会和生产会，涉及全营的重大问题如生产任务的完成、材料设备的分配、人事任免与调动、重大事故的处理等都要上领导会；生产会几乎每天要开，研究解决的是施工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具体问题，沟通协调，有时争吵不休。参加劳动每周固定一天，另外还要主动参加几次，既是劳动锻炼，也是下工地了解情况。就是在这些具体实践活动中逐渐搞清楚：什么是工程建设和项目施工；什么是施工计划和施工程序；什么是开工和竣工；什么是施工准备和全面施工；什么是基础施工和分部分项施工；什么是施工进度、工程质量、生产安全和文明施工；什么是施工管理和项目管理；什么是工程结构即厂房结构和办公楼宿舍楼结构；什么是施工建筑主材和非主材包括水暖五金电料；什么是土建施工和设备安装；什么是主体工程和装饰工程，等等。施工的学问还是蛮大的，需要搞清楚的东西太多了，因为我不是专门搞施工管理的，知道个大概也就够了。到了施工基层单位才明白，搞施工也是一种本事，什么都不懂是肯定不行的，但只要肯钻研是可以学会的，我们的上层领导几乎都是部队转业的，由外行变成了内行。从此时起我也已在开始这个转变。
总之，在襄樊工地这一年多，应该说工作是忙碌而不称心的，心情是压抑而复杂的，体会是具体而深刻的，全面地看这一段基层生活的磨练是有益的，等于是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实践课。

                  我与二汽建设同行
   

    我在湖北11年就干了一件事：参加二汽建设。二汽建成是现代化建设、三线建设的一个重大成果，虽然中间经过三次筹备三次选址三次下马、两次开工仪式，终于在1969年9月开始大规模建设。全面开工以后像开闸的洪流势不可挡，几万名建设者在几十条山沟上百里的战线上摆开了只争朝夕、冲锋陷阵、奋不顾身、艰苦卓绝的战场，那红旗招展、夜以继日、热火朝天、你追我赶的施工场面，是我文革以来未曾见到过的。必然的结果是克服困难、排除干扰、攻坚克险、分期分批实现了建设目标，先是建成拉战炮的两吨半越野车（援越抗美用的），后建成五吨的载重车，再后是三吨半越野车，接着完善配套达到设计要求并扩大规模。虽然几多曲折，看到这个结果，我们所有建设者无不兴奋异常，上级直至中央是满意的。在动乱年代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情况下，三线建设由于毛主席亲自过问得以继续进行，二汽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更得到中央领导的特别关照，虽然困难重重，但能够建成是顺理成章的。
    二汽建成了在当时那个年代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建设过程惊心动魄，二汽就是一个反动乱抗干扰的代表作。建设二汽是毛主席1964年提出三线建设时同时再次提出的，很快就遇到了文革，所以二汽的建设和完成是在动乱年代进行的，因此遇到各种困难和阻力是肯定的，既有资金、材料、运输的卡壳，又有体制、方法、技术的困扰；既有上级领导（部、省、军队）的不一致，又有现场关系（地市、厂方、施工）的不协调；既有建设路线方针政策速度之争，又有正常工作中的矛盾分歧；既有大环境政治运动的干扰，又有内部少数造反派制造的麻烦，然而，动乱、干扰、麻烦、阻力，统统都被克服了，因为上面有人扛，下面有人跟，广大建设者贡献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二汽建成也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胜利。在当时那个年代，革命与生产，革命总是第一位的，好在抓革命是要促生产的，这是毛主席定的，不管怎么样是起作用的。不过，做经济工作、生产工作是有风险的，提心吊胆的，弄不好就成了“唯生产力论”受到批判。所以二汽建设始终是顶着风险和压力上的，重要的武器和依靠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不管这个方针正确与否，在那个时候只要喊响了去做了还是管用的，只有我们这些亲自参加二汽建设实践的人才能体会到这一点，所以说，建成二汽是“抓革命促生产”的胜利是符合实际的。
           

             中央领导始终关心二汽建设
 

    建设二汽是中央最高领导层决策的，毛主席、周总理多次作过指示，关键的时候都是毛主席发话，周总理确定部署的。在二汽建设过程中，中央领导格外关心，其他中央领导包括邓小平、李先念、谷牧等多次讲话作指示，还亲临现场视察指导，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建设者，保证了二汽建设的顺利进行。
中央领导的关心讲话和支持，始终是我们建设二汽的强大动力。毛主席1964年正式提出“要建设第二汽车厂”，1970年初指示“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工业强国。”；以后对三线建设又作出一系列指示，说三线建设不好他睡不好觉，交通不便可以骑毛驴去，钱不够可以拿出他的稿费；在三线建设（包括建设二汽）过程中又指示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要“建立经济核算制，克服各企业内部的混乱状态”，“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建设成本”。
    周总理对二汽建设的关心和支持我见到的至少有3次：68年12月21日指示：“二汽厂址可以确定在湖北郧县十堰地区进行建设。” 72年1月21日批示：“要把长春汽车厂、第二汽车厂、北京汽车厂、南京汽车厂抓一抓。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上来解决。” 73年7月27日周总理责令余秋里解决二汽建设中的问题。
    毛主席、周总理对二汽建设的关心和指示传达后，我们二汽建设者们极其温暖，激情奔放，力量无穷。毛主席的指示还编成油印小册子发到最基层，供我们学习遵行，受到极大鼓舞。我还参加过一次市委召开的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的会议，记忆犹新。二汽现场领导小组及时召开大会传达周总理关于二汽建设的指示，掀起建设新高潮。
中央领导亲临现场视察指导，每次都掀起一场波澜。影响最大的是小平同志1980年7月22日来现场视察，察看了现场施工建设情况，听取了现场领导汇报，虽没有作报告，但随时插话留下了很多指示。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听取厂长黄正夏介绍后发现了年轻的后备人选王兆国，还曾问过陪同视察的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是否知道这个人。王兆国当时是二汽管生产的副厂长，给小平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小平同志推荐于1982年调到中央当了团中央第一书记、后任中办主任、书记处书记、福建省省长，再回中央当了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总工会主席，成为中央领导，这是后话。我认识王兆国是一次去二汽厂部看望朋友，听朋友说王兆国刚提为总厂团委书记很年轻，并在总部路边见过；后提为厂政治部副主任、副厂长，开大会见他坐在主席台上；他到中央任中办主任时，85年我去杨村参加天津市党办主任会议听取传达并重点讨论了他在全国党办秘书长会议上的报告，以后他的升迁就只在电视屏幕上见到了。
    影响最深的是李先念密切关注二汽建设，亲自批示、视察二汽有26次之多，特别是建设初期三次视察二汽，每次视察都有重点解决的问题。他的讲话或批示涉及二汽建设的内容很多，突出的一次是1975年6月7日批示：“二汽看来是心齐、气顺、劲足。这个厂的队伍包括基建队伍是有一股‘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的。搞工业，搞基建，就是要有这样一种打硬仗的作风。希望二汽不要骄傲，还要谦虚谨慎，继续前进。二汽已建了多年，应当逐步建成投产了。所需原材料应想法拨够。协作定点的问题，经调查研究后，坚决把他定下来；一旦定下来后，就不要轻易改变。总之，既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又要保质保量地加速建设。因为人民和军队多么需要这个厂发挥极大的作用啊！十堰市还有一个橡胶厂，也望抓一下。在汽车方面，我们如把军用越野车解决了，又把重型汽车搞上去，这对国民经济将起极大作用。望一机部继续认真抓紧抓好。”在此之前，有一次讲到质量问题时说：“要依靠工人阶级、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搞好质量。质量问题是个政治问题。质量问题1972年要抓一年，打一场群众运动的人民战争。要提到党委日程上，第一把手抓。总之，路线是根本，领导是关键，群众是基础，制度是保证。”还有一次讲战备问题时说：“抢到时间就是正确路线，耽误时间就是错误路线。”作为抓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他在特别关注三线建设时，尤其关心二汽建设，一方面他是湖北人对家乡自然有感情，还曾在白浪一带打过游击熟悉情况；另方面二汽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很紧迫让他着急，建设中存在太多的问题让他忧虑，前后3次视察二汽说明他对二汽的关心和问题的严重性。由于他是中央主抓经济的最高领导又是湖北人，必然引起现场广大建设者们的高度关注和极大兴趣，有一种亲切感，影响很深是自然的。他的一系列指示，推动二汽建设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高潮。
    谷牧副总理看了先念同志6月7日的批示后也作如下批示：“一面抓紧落实，一面可考虑把此批件印发给二汽及一机部所有大的在建单位的领导同志都看看。二汽能做到的，他们也都应当能做到。让大家都进一步鼓干劲，打硬仗，把机械工业的建设和生产打出个新水平。”
    对我们省建一局职工来说，最有影响的是谷牧副总理74年7月6日至7月13日视察二汽期间，于11日特别到一局六堰驻地，慰问职工，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在局木板房会议室同局领导和机关处长们见面，一一握手，局党委书记张育才给他逐个介绍，当来到财务副处长赵冬柏面前一时叫不上名字了，也许是太激动连多年在一起的老同志姓甚名谁都忘了，好在赵处长及时自报姓名，才不至于太尴尬。恐怕在场的其他人与张书记一样心情都是很激动的，因为谷牧同志原来就是我们建工部的老领导，现在作为副总理又来到建设现场一局驻地看我们，实属不易，对我们是多么大的鼓舞啊，能不激动吗？中央领导亲临驻地看我们，在二汽建设中是唯一的一次（另有省委领导赵辛初、赵修、闫钧于74.10.30到十堰，对一局领导提出的问题表了态，对一局建设二汽的工作表示赞扬，对一局存在的困难表示要解决，这是多年来上级领导第一次对一局的同志说了几句贴心的话），谷牧同志讲话中还说到我们这支队伍的所谓“三大”即：在二汽吃的苦头大，憋的气大，干劲也最大，真是说到我们心里了。至于还讲了其他什么内容都不记得了，见了面听了心里话才是最重要的。有幸的是我作为会务组织者见证了这次见面的全过程。
                 

                试车现场 感人至深

    1974年12月31日，饶斌同志神气十足地亲自带领55辆试生产的两吨半越野车，浩浩荡荡来到郧阳地区、军分区、十堰市委和我们省建一局报喜，那热烈的场面，围观的人群，欢天喜地，热闹非凡，震撼了大山沟，而且拍成了记录片。
    这是一个欢乐的、难忘的时刻。而更让我难忘的是在此之前的6月中旬的一天，两吨半越野车下线后第一次爬坡试车，我去现场看了试车的全过程，留下了深刻印象。听说两吨半越野车下线了要试车，人们兴奋激动，都想亲闻目睹，从各个山沟里赶来的人群是人山人海，有二汽各专业厂、施工各单位的职工，有自发前来观看的群众，我是局机关派往的。因为试车场是在一个荒山的山坡上，来多少人也无所谓。选择这样一个地方试车，是看中了这个山坡的坡度31度比较合适，坡上有回旋余地，坡下比较平缓宽阔。别看是31度的山坡，近前一看是相当陡的，就是人爬上去也是很困难的，普通车肯定爬不上去，越野车能不能爬上去，大家谁也没有把握，正因为如此，才吸引这么多人的眼球。
试验车早就开到了现场，在试车准备的时候我趁机近距离亲眼目睹了这辆崭新的越野车，其实就是一辆草绿色的十轮卡车，威风神气在于它的马力大，前后轮都能驱动，牵引两吨半的大炮能翻山越岭，主要是援助越南抗美用的。今天试车就是试验它的爬坡能力。试车准备工作比较细致认真，等的时间长了人们有些担心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实际上，准备工作越细致周到，试车成功才越有把握。正在大家焦急期盼的时候，现场指挥宣布试车就要开始了。人群也开始躁动，纷纷抢占地势好视线好的位置，我也随着人群的移动站到了自认为是比较好的地方，正对着试车的山坡。来人实在太多了，动作不麻利的人如老人、妇女站位就吃亏，被挤到靠边了，不过也都能看到试车的山坡，就是距离远一点近一点而已。
    试车终于开始了，越野车在坡下几十米远的地方发动前行，向着山坡逐渐加速，刚要开始爬坡的时候，车突然不向上爬而是后退了，人群中有些骚动，以为是出问题了。正当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越野车重新加速向前，像人憋足了劲一样，突然向山坡冲刺，才爬到山坡三分之一的时候又退滑下来。观看的人群有些沉不住气了，议论纷纷，认为真的是不行了，试车失败准备打道回府。但细心的人注意到，试车组的人好象还在正常有序地工作，里外上下检查了车辆，重新勘察了试车的山坡，互相交换了意见，驾车的人也由年轻一点司机换成了年岁大一点的师傅，这个时候除了技术经验是很重要的。做完这一切之后，看来要进行一次新的试车了。
    果然如此，现场指挥告诉大家，既然是试车就可能有问题，找出原因改正就是了，大家要安静，新的试车又要开始了。话音刚落越野车一声轰鸣又往前冲去，像换了个人似的，怒发冲冠，车轮飞转，一口气就冲上了山坡。一下子人群像砸开了锅，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声浪此起彼伏。等越野车开回到平地时，人们蜂拥而至围了上来，摸摸这摸摸那，称赞不已，我也长出了一口气——试车成功了，二汽建设者是好样的，了不起！
    我们作为二汽建设者，看到自己艰苦奋斗、辛勤劳动的成果，感到很自豪，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军用越野车的历史，真是扬眉吐气！能为援越抗美作一份贡献，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胜利实现两吨半越野车的目标

    二汽建设的目标是三个车型年产10万辆，分三个战役来打。第一个战役是开工至1974年12月两吨半越野车进行试生产；第二个战役是1975年1月至1975年6月底达到两吨半越野车建成投产；第三个战役是1975年7月至1976年底，任务是建设五项重点工程，先完善两吨半越野车生产能力，后五吨载重车试生产，最后三吨半越野车建成投产。现在是实现了第二个战役目标。
    喜讯传来，庆祝报捷。第二个战役目标于1975年6月15日提前半个月实现后，中共建设二汽现场领导小组于1975年6月16日向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发了报捷电。中共湖北省委于1975年6月19日，向中共建设二汽现场领导小组并广大干部、职工和贫下中农同志们发了贺电。第一机械工业部于1975年6月21日，向中共建设二汽现场领导小组并二汽、湖北省第一建工局、第二机电安装公司等单位的全体职工同志们发了贺信。在此之前，1975年6月7日，李先念副总理看了一机部《一机情况反映》增刊23期（题为：第二汽车厂革命和生产建设形势很好，两吨半越野车今年‘七一’可建成投产）后，作了重要批示。谷牧副总理也作了批示。一机部部长李水清于6月18日也作了批示。1975年7月1日，中共建设二汽现场领导小组召开庆祝两吨半越野车生产能力建成投产大会，在会上讲话的有：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阎钧同志，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友余同志，中共建设二汽现场领导小组组长、二汽临时党委第一书记、中共十堰市委第一书记饶斌同志，第一汽车制造厂革委会副主任高介臣同志，上海重型机器厂赴二汽攻关队队长姜义德同志，湖北工业建筑设计院党委副书记黄顺勋同志；参加大会的有上级领导机关、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地方政府13个单位，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92个单位；有76个上级机关和兄弟单位送来贺信（电）、锦旗。1975年7月1日第二汽车制造厂革命委员会发了感谢信。我们一局各方面的代表几百人参加了大会，我有幸也见证了这个场面。庆祝两吨半越野车生产能力建成投产的场面可谓是宏大热烈。
关键战役，胜之不易。二汽建设第一个目标形成两吨半越野车生产能力是第二个战役打下来的，这个战役很关键，实施过程困难重重，惊心动魄，拿下来实属不易。二汽建设的初步胜利，按当时的说法，是在毛主席三项指示（关于理论问题、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指引下，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伟大方针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广大职工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争大变，发扬“雨天当晴天，黑天当白天，一天顶两天”，革命加拼命的豪迈精神，发扬工作不计时间，劳动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精神，发扬“争、创、干”，不分甲方乙方、前方后方、份内份外、哪里困难哪里干的革命精神，保持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不断出现大干快上的新局面；“二汽现场工人说了算，七一建成两吨半”，成了现场广大职工的共同决心和自觉行动。我们省建一局和第二机电安装公司的职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抢时间，保质量，完成了160多万平米的建筑和1500多台设备的安装任务。二汽的职工不仅完成了攻关调试和设计制造工艺装备等方面的生产准备工作，自己还制造了近5000台设备，而且积极配合施工单位参加土建和安装工作。同时，二汽也是全国各有关行业广大职工和贫下中农辛勤劳动的结晶，30多个设计单位完成了大量的土建和施工设计，30多个工厂完成了二汽27个专业厂的包建任务，140多个单位提供了一批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方面的科研和生产成果，600多个机床厂制造了15000台设备，铁道兵为二汽建设加快了铁路建设，十堰市的贫下中农为二汽建设提供了建设用地和解决职工吃菜问题作出了显著成绩。所有参加二汽建设的职工和贫下中农，经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战高温，斗严寒，风里来，雨里去，为了二汽早建成，早出车，出好车，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和不屈不饶的战斗精神，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才取得了今天的胜利。这个胜利意义重大，是二汽建设的关键之战，因为两吨半越野车是二汽生产的基本车型，它的零部件与五吨载重车通用80%，与三吨半越野车通用77%，因此它的能力的形成使第三战役就好打了，为二汽全面建成打下了可靠的基础，二汽建设胜利在望。

                   在山沟的102家庭生活

    我在鄂西11年除襄樊1年多主要是在十堰市居家，两次进白浪，在六堰时间最长，因为工作从营里、团里到局里，从白浪、襄樊再到白浪，最后到六堰，尽管前前后后来回变动总算还是有个家，算起来我有8个家址，即1次住半截楼、2次住老乡家、3次住活动房、2次住楼房。前7个家都是临时的，只有最后住进六堰基地楼房四楼的一个偏单算是正式的家。回想起这些家也蛮有意思的，我第一次住老乡家，就是用芦席在过道夹出几平米，放上一张床和一个箱子，不起烟火，吃饭喝水去营里食堂，实际上还不是一个家。第二次住老乡家是一间土木结构的房子，大多了，除了上下水、卫生间差不多都有了，可以自己起火做饭，用的是电炉，差一点还出了一件可怕的事。有一天，我们用电炉炖了一只鸡，上班去了忘给电炉断电，结果铁锅烧得通红，那只鸡早已炭化，所幸的是没有酿成火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前后3次住活动板房，算是企业给双职工的福利，不收费。这种房挡风遮雨可以，御寒去暑不行，夏天室温可高达摄氏38度，冬天室温在摄氏10度以下，但总比住老乡家、芦席棚要好。不利的是活动板房不是支在山坡上，就是支在河滩边，既要防火灾又要防洪水。我们在六堰河滩住活动板房的几年，3次受到洪水威胁，最后一次特吓人，活动板房差一点被洪水冲走了。那天夜里下大雨，我就担心山洪暴发，几次起床察看河水上涨多少，天亮了，眼看洪水上涨加快，我刚从河边回到屋里准备撤离，说时迟那时快，洪水已经进屋了，什么也来不及顾不上了，拿着粮本和手表，牵着大女二女两个孩子，迅速出屋，来到小院子水就快到膝盖了，吓得孩子直哭，我们不顾一切地往高处跑。人没事了，房子却泡在水中只剩屋顶，心想这下全完了，房子肯定要被洪水冲走了。奇怪的是房子并没有冲走，原来是水位高了水面宽了水流就不那么急了。房子是保住了，可家里的所有东西全被水泡了，放在缸罐里的粮食、糖、茶等吃的东西都报销了；衣被、家具等穿用的东西，随箱柜床浸飘在水中，大都被水泡了，清洗以后多数还能用；最可惜和难受的是我多年来的书籍、笔记、日记、资料等被水所淹损失太大了，经过精心清理、翻晒，虽然很多模糊不清，大部分还是留下了，望着部分日记、老照片的损坏废弃真是心痛啊！那是我的历史和心血。
    呆在鄂西大山沟的这些年，比起大城市生活是艰苦的，特别是刚进山的时候，吃穿用住行、油盐酱醋柴，什么都缺，对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来说的确有点苦不堪言，而对我来说无所谓，不就是油肉蔬菜少一些嘛，能吃饱肚子还叫什么艰苦，何况吃的还是白面馒头，连老乡都很羡慕说：难怪你们的人（指女人）又白又胖原来吃的都是白面馒头啊！说实话物质生活是艰苦一点，但家庭开支也省了，住房、水电、交通、通讯、书报都不花钱。特别是刚进山的时候，带小孩的女职工可以不上班，在家自己照顾孩子，后来有了房子又由这些女职工办起了托幼园，再往后才逐步走上正轨。这些都是山沟里生活的写照。
    要说满意的还是我全家在山沟里团圆后乐融融的日子。我的3个女儿由出生、分散到团圆是在山沟里实现的，大女在进山之前送回我老家由奶奶带着，1974年秋接进山里；二女在老家出生后不久随母进山，一直在身边；1972年10月三女在十堰出生后不久由六姨带往东北，1976年秋接回，自此全家团圆。团圆之前在山沟最困难的时候只有二女在身边，由十堰到襄樊，返回十堰到六堰，飘浮不定，相依为命，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记得在襄樊轴承厂住活动板房时，夏天炎热难受，每天中午我抱着二女在山坡一棵大树下乘凉，摇着她睡觉，天天如此，不觉累反倒是享受。也有担惊受怕的时候，二女几次得病都是发高烧，好在及时治疗无大碍。待到大女进山后，大女二女差不多高，一起上学，走到哪里形影不离，很多人误认为是一对双胞胎。欠疚的是三女出生后不久被从身边带走，4岁多才回来，错过亲情教育的黄金时段，不过小时候的三女聪明伶俐活泼好动，好管闲事，还有一点执幼的倔劲，留下一个回山路经北京不肯在天安门照相的遗憾。三个女儿终于走到一起了，大女刚回的时候是一口湖南农村土话，三女刚回来讲的是东北土话，语言不同，个性也不一样，但毕竟小孩可塑性大，亲情所致，很快就融汇在一起了。时间长了也免不了闹矛盾，家有家规家教是必要的，既有共同要求也有区别对待，对大女要求就是严一些，有一次批评大女重了，委屈大女直喊：“我不当大姐了！我不当大姐了！”在我看来，小时候的女儿们都很乖，个个听话有礼貌，学习成绩也不错，我是心满意足的。

              我在山沟里的“102朋友”

    我和我的朋友来到大山沟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建设二汽，他们中有以企业为家的工人老师傅，有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有知识分子“臭老九”，有部队转业的湖南溆浦老乡等。我与这些朋友有联系、有交往、有共同语言和共同生活，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大量的生活营养，影响我后来几十年的生活，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他们。
我最尊敬和信任的是企业的职业老工人，由此也很快认识和交往一批人并成为好朋友。从进山的路上就开始认识几位六团的老工人，后来在六团二营两年多、一营几个月蹲点，特别是在二营最后几个月下班组劳动，一直同老工人直接打交道，我调到局里工作住在六堰，同二营特别是二营驻六堰的三队不少老工人常来常往，同他们建立了深厚情谊，有时候我往工地跑去见他们，他们空闲的时候特别是节假日来我家聊天、聚会包括会餐，有事互相帮助，他们有困难如家属农转非城市入户、同爱人分居的调动工作、下乡去兵团的子女回城以及历次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等问题，只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我都不遗余力给他们办，还真办成了一些事。同样我有什么困难他们也尽心尽力地办，我家的第一代木制家具就是他们给打的，几次搬家打包也是他们来帮的忙，特别是1974年我被洪水淹泡的家是他们来帮助收拾的。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诚恳待人，正派做人，他们中有一批是50年代初和58年60年参加工作的，如孙文启、邓荣生、姚文焕、姚恩普、戴德淼、程兆清、姜道东、李维桐、苏宜发、孙德润、罗成林等，都是高级工、班组长、骨干领头人，要技术有技术，要能力有能力，要人品有人品，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望，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终身受用的东西。
    企业的年轻人我也很喜欢，同他们交往使自己更年轻，更有活力。企业的年轻人不少，主要是随父母入鄂参加工作的职工子女，一般都在18岁以下，因为年龄太小专门组织子弟兵连队，先培训后入场，他们是一些未成年的孩子，开始什么也不会，在工地干活不认识的以为是跑到工地来玩的家属小孩，其实他们人小很机灵，学起来很快，后来他们中出现有企业领导、工程技术管理人员、高级技工等，干什么的都有，起初在我身边就有通讯员、打字员、公务员、办事员、小车司机等，与他们接触交往不少，感觉他们那种不同寻常的气质。其中有一些人如张宝根等是上过中学的知识青年，求知欲望更强，志向更高，我与他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对像我这样的正牌大学生有一种羡慕感，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谈形势问题、理论问题，他们很感兴趣。年轻人还有一批是来湖北后招收的工人和武汉建校分配来的中专生，这些人比较成熟一些，大多数都有一定文化基础，很快成为企业一线的骨干，他们中后来出现了企业各级领导干部、管理干部、技术工人、市劳模等各种先进人物。我与这些人交往比较多，其中有一批不错的朋友，除了工作关系外，私下来往频繁，情谊日深，难以忘怀。
    命运相同、情感相通的朋友还是当时的一批“臭老九”大学生。我是文革前毕业的人民大学学文科大学生，相对于他们大多数文革中毕业的“老三届”来说，好象有一点优势，与我来往的大学生自然多一些，尽管来自四面八方、大学专业不同、性格各异，但我们到一起来共同语言很多，有说不完的话，有时聚餐还喝点酒，话就更多了。见面多的当然是在局机关工作的大学生，有什么事、有什么话随时可以交流沟通，我们办公室4个大学生秘书有3个是湖南佬，更是无话不说了。来我办公室或到我家比较多的是在基层工作的大学生，有的是有事来找的，有的没有事就是来见面聊聊天。一有“风吹草动”，上面有什么消息、内部有什么变化，来找我的人就会多一些，“臭老九”在一起好说话嘛。还别说，“臭老九”们喜欢凑在一起，除了认识上的共同点之外，文革中受压抑的心情也是一样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真是有点“臭味”相投。

                让人留恋不已的102

    当年，我联系进建工部分配工作单位时就曾要求去鄂西北102，因为那里离我老家湘西直线距离比较近，虽因我爱人在内蒙而未去成，却给我留下了第一印象。后来在内蒙赶上支援三线建设又能去建设二汽的102，我很兴奋积极报名得到批准，并携全家前往，真是缘分。从那时起102就在我心中深深扎根。
    到了鄂西北大山沟，现实的102就是前所未有的艰苦环境，工作万事开头难，困难重重；生活过苦日子除了能吃饱可与三年困难时期媲美。不同的是为了三线建设，心甘情愿，奋战二汽，为自己是102的战士而骄傲自豪。尽管102这个番号持续了没几年，但是，102的影响依然游走在很多地方，活在人们的心中，我们对外还习惯称自己是102，外界对我们也还称102，102的名气越来越大，其精神越来越被人们所称赞认可。
    原因是102在二汽建设中不断创造辉煌。这支队伍是由当时建工部第八工程局（其前身是：中央建工部华北直属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建筑二师共同组建的建工部华北包头工程总公司，以后改名为建工部第二工程局）内蒙古地区大部、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建工部六局参加大庆建设的五公司、建工部所辖来自其他省市的建筑施工队伍，以及归属建工部的沈阳、武汉、北京、内蒙包头技工学校的部分应届毕业生和1969年一批湖北籍复转军人，短时间汇聚到一起，形成一支国内建筑行业首屈一指的精干力量。二汽建设之初集中在十堰从白浪到黄龙几十公里的战线上，1965年投入前期工作，1969年开始大规模建设，至1975年二汽军用车成批生产，102完成了二汽军用车生产厂房及其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任务；其后又相继完成了二十多个专业厂的大型厂房和生产生活相应配套的项目建设，为二汽扩大军用车和民用车生产能力提供了保证，至此，102基本圆满完成了国家交给的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光荣任务。二汽建设是在“文化大革命”大环境中进行的，人材物要素不齐、施工环境恶劣、资金短缺、人为干扰等各种困难和阻力是可想而知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102人在初期建设过程中不断创造奇迹：

    102土石方工程团数百台推土机、铲运机数年间披星戴月、风里雨里在群山沟壑间来回运转，通过开山放炮、劈山开路、铲平山头、填平河谷，摘取了一块块适应厂房建设的场地，那是多么艰苦和危险的操作，多少勇气和血汗的结晶啊！
   十堰城区随处可见横架在公路上的二汽专用铁路桥，是机运团吊装营采用“龙门吊预架桥梁吊装法”、“便道横移法”等创新的施工方法，以履带吊车和土办法相结合创造的架桥奇迹，解决了在没有架桥机、没有大吨位起重机的情况下，把近百吨的桥梁稳稳地升举到距地面十余米高的桥墩上的难题，完成了二汽建桥史上一次次的“壮举”；
102机运团在全团能工巧匠的配合下，连绵细雨中铁工连上百人昼夜奋战在工棚里，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机械加工和人工抡大锤一起上，在十几天的时间里，硬是制造出两台当时在国内技术、质量均属上乘的60吨平板拖车，一举突破了当时二汽建设中承担厂房上部结构吊装的重达几十吨的履带吊车转运的难题；102创造的奇迹还有太多太多，如土建四团自己动手制造出了“土吊车”；机运团大修厂24小时完成“解放”汽车大修；工业设备安装团电气设备安装过程中在技术革新方面打破“禁区”获得奖励；102构件厂在简陋芦席棚车间里生产的大型水泥管经受住了抗压强度和防渗漏双重考验，为十堰市铺设第一条黄龙上水管道工程所采用；原六团三营在后来的二汽电厂185米高烟囱建造中，创下了保质量、保工期、高空作业无伤亡的惊人记录，以及在东风轮胎厂123、121车间建设中为确保大跨度混凝土屋架强度而运用的当时在国内都处于前沿的“涨拉法”施工技术等等。
    102在建设物质文明中创造奇迹的同时，还加强了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企业管理、企业文化、企业精神。包括继承和发扬遵章守纪、下级服从上级、“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五湖四海”的管理模式；培养和造就102人守纪律、讲贡献、崇尚荣誉和尊重信仰的良好品质，形成102的队伍什么时候都能做到“拉得出、打得响、立得住”的优良作风；102人搞工程建设讲求质量第一，继续发扬严格“按规范操作”、“按工艺要求”、“严丝合缝”和“分毫不差”等操作规程的优良传统；102人在艰苦环境中积极开展体育活动，自发组织文艺演出，争先恐后无偿献血，千方百计搞好集体伙食，保持和发扬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这些都成为知晓102、关心102、与102人共事和参加过102这个群体的人们心中永恒的记忆。

    曾经的102已经成为一张历史名片。102改成湖北一局后，北上天津的部分称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如鱼得水，继续发展；留下的部分称湖北省工业建筑总公司，顽强拼搏，继承延续。尽管102的番号没有了，但102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值得拥戴和留恋的，这不仅是对102在湖北的继承单位竞争求生存的同情，而且是因为102是个值得尊重的单位、是个优秀的群体，更主要的是还代表了人们所钦佩所怀念的一种艰苦奋斗、拼搏奉献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至今还在天津、湖北继续传承，影响着102人的子孙。

    舒采润，男，汉族，1939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原102工程指挥部第六工程团干部，曾任湖北省第一建筑工程局党委办公室秘书，中建六局局长助理、局长办公室主任，现退休。